矮腳虎與黑旋風

黑旋风的爷爷生于1919年，虚龄九十岁了。

九十岁是啥感觉？黑爷爷说，我偶尔在小区里逛逛，人都不认识了。我当年认识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么谁混得比谁好，谁家财万贯，谁百子千孙，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笑傲江湖，不外如是吧。 

年岁大了，没学会别的本事，倒是学会把耳朵关掉，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称意的话统统不听。中国式的七大姑八大姨足以杀人。张爱玲这样女学生般的清高，最后躲进纽约公寓里终老，小说里到底都还是这些，可见遗毒之深。

旗枪龙井喝腻了，改喝小白罐子里装的安吉白茶。很淡，淡极始知花更艳的那种。在我的绿瓷杯子里泡不出颜色。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红楼梦》里贾母喝的老君眉？ 

前两日跟BON躺在床上数日子，数得心惊。一会儿奥运开完了，世博要开始了，双子塔倒掉竟也有七年了。2001年，我在干吗？那时候时间多得要扑出来，我们常跨上自行车，一路飞骑过高架桥到乐购采购方便面。中山北路桥，现在想想都令人胆寒。2001年的我，到哪儿去了？

偶尔看亦舒。《不称意》里的学生生涯，到底还是称意的。一言不和就可以和女友结伴上剑桥划船去。即便一日，也是奢侈的。周作人不是说，蓬窗下半杯清茶，可抵十年之尘梦。

对于一个货真价实的上海小姐来说，今冬刮起的俄罗斯风、维多利亚风、60年代风、家庭女教师风以及满坑满谷的刺绣、蕾丝、军装、前高后高的高跟鞋，几乎没有一样是值得追捧的。时尚达人或许真的会戴着高傲冷艳的俄罗斯貂皮帽齐刷刷走上淮海中路，上海小姐则会照样穿着她暖色调的开司米大衣，在茶水间里翻开重如哑铃的《VOGUE》，说上一句，帮帮忙噢。

在上海，对于时尚的追捧始终都是折衷主义的。上海小姐们或许能够领略Patick Robinso的结构和Preen的褶皱，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会在进出恒隆时费尽心思倾其所有。她们懂得拿着时尚杂志的大衣式样去董家渡，也明白给自己的杂牌外套配一条爱马仕的经典丝巾。说到底，有哪个男人会对一个头上别着朵艳丽大花、画着烟熏妆的奇怪妖精感兴趣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如此而已。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向来以现实精明著称的上海小姐来说，嫁个有钱人反倒是绝对的香港式理想。一个勤劳致富的IT精英或许比一个买卖钻石的超级富豪更符合上海小姐的口味。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小姐的爱情故事：做SALES的艾米是典型的上海美女，家世清白，为人小心，从不行差踏错。被她拒绝过的男士几乎可以编一本黄金王老五特辑，其中包括一名刚从绯闻中脱身的香港导演，曾经某任中国首富的胞弟，离异有子的著名音乐人，最后，艾米千挑万选，下嫁的是她的高中同学：一名刚从英国学成回来的年轻建筑师。

当然，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小建筑师都无法和艾米的前任追求者匹敌。他可能没有七位数的存款，买不起滨江豪宅，拿不出Tiffany的钻石，可是他一样没有绯闻没有前妻没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前缘往事。或许，更深一层里，这并不只是爱情经济学的权衡利弊。就像在淮海路的小弄堂里长大的上海小姐懂得什么叫做恰如其分，在她们的冬季必购单品里，一件百分之百、御寒保暖的素色羊绒开衫要比缀满蕾丝、处处漏风的花哨短外套重要得多。

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几十年前，那位经常在常德公寓的阳台上坐看夕阳的上海小姐张爱玲这样说。她在乱世烟云里心有不甘地背离了自己的城市传统，却留下了这样一句属于她们的折衷主义。

丹薇说：“昨夜我半夜咳嗽，想找一颗咳嗽糖，拉开抽屉半晌，也没找到，却看见张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就呆住了，窗外吹进来的风比什么时候都凉。真是的，什么也没干，就已经十年了，我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还好家里是安静的。

买了一套十六只装的白磁碟子，在家玩起了煮饭的游戏。我们有两种米，进口的泰国米香软，用着煮来吃；加州产的长梗米干硬，用来炒饭吃。每日黄昏的时候，饭也好了。远处海雾已起，近处却仍有最后一方阳光。我们40刀淘来的二手原木餐桌上：青的是芦笋，绿的是海带排骨，白的是豆腐，红的是黄酱烤三文鱼。

还有新茶。爸爸捎来的明前龙井，洞庭产的碧螺春。World Market买来的淡绿色玻璃杯，手握处有两枚小小的凹痕，用来泡绿茶正合适。烧水，烫杯，置茶，冲饮。茶叶缱绻，让人想起满城飞絮的江南春天。

二十五岁以后，对每一天吃下去的东西都负有责任。COSTCO里，衣着拖沓的墨西哥大妈都知道要买褐色的organic鸡蛋，即便它比工业链上产出的那种大大的白色鸡蛋要贵出一倍──organic的鸡蛋，蛋白有深浅不同的两种颜色，蛋黄小小的，像一枚落日，聚在中间。

在那部颇具“无印良品”风格的《海鸥食堂》里，小绿问幸惠，假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想要做什么？幸惠偏着头，认真想了想，然后说，做很多好吃的，请一群朋友来吃。

这是我听到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最平常而又最动人的回答。

的确，这世间，最珍贵的，始终是这一茶一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