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腳虎與黑旋風

She had caught a cold and it made her voice huskier and more charming than ever and Gatsby was overwhelmingly aware of the youth and mystery that wealth imprisons and preserves, of the freshness of many clothes and of Daisy, gleaming like silver, safe and proud above the hot struggle of the poor.

and here comes the famous poem: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彼得是我认识的大学教授里，英文最差的一个。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五十五岁那年晋升了南方著名理工学院的“杰出教授” 职位（Distinguished Professor）。四十岁才拖家带口从莫斯科的国家实验室里移居北美，作为受母语影响至深的俄国移民，彼得说英文时总像嘴里含着个核桃。跟他交谈让我想起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同受大龄移民的语言隔岸之苦，普宁总在讲课时为英文词加上俄语后缀，把台下的学生弄得一头雾水。我想，彼得在课堂上，估计也会一样窘困吧。

当然，作为理科教授，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之后，彼得已经不用花那么多精力在教室里了。他如今的重心，在他刚刚成年的一子一女上。说起来，彼得的家庭，几乎可以作为所有“美国梦”的样板写进美国移民的教科书──二十年里，他事业有成，在美国大学体系里站稳了脚跟，自己名下开了家高科技公司，房车都算中产以上的水准，太太在同一所大学里谋一份闲职，女儿上的是哈佛，儿子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可是彼得说，他想念故乡的冬天了，想念莫斯科河上的冰，洋葱顶教堂上的雪，屋子里烧得旺旺的暖气，喝一口能从头暖到脚的伏特加。在美国南方，雪是稀罕物。

彼得的家里，挂满了他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油画。壁炉上方的那一幅，很小，很不起眼。第一次去他家做客，见我在看这幅小画，他指着画里的一幢老房子对我说，这就是他从前在莫斯科工作过的地方。现在的这幢大厦，可能早已改名或重建了吧。九十年代的前苏联，沧海桑田，连他的故乡格鲁吉亚，也早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十年前，彼得千里迢迢从莫斯科奔赴美国，行李精简又精简，却仍然保留了这幅画。傲慢的美国记者在他的访谈里写道：“美国实现了他的梦”。彼得耸耸肩：“他们美国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纳博科夫在《普宁》里说，语言，是所有俄裔大龄移民都要面对的问题。可对移民来说，又何止语言一道关卡？彼得在激动时，会不自觉地用上俄文，要女儿代为翻译──马上，这个如木头般黯淡、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俄国佬，立刻打上了强光，变得神采奕奕，滔滔不绝──搁浅在异国沙滩上的鲸鱼，瞬时回归大海了。

他来找她之前，她不去拿冰箱里的冰块搽脸，使皮肤紧缩，因为怕楚娣看见，只把浴缸里的冷水龙头大开着，多放一会，等水冰冷的时候把脸凑上去，偏又给楚娣撞见了。她们都跟蕊秋同住过，对于女人色衰的过程可以说无所不晓，但是楚娣看见她用冷水冲脸，还是不禁色变。

作为美国人民的喉舌，《纽约日报》（The New York Times）经常不怕散布恐慌情绪、勇于揭露社会阴暗面地频频直击华尔街的腐败、房地产市场的颓丧、三大车厂的亏损。它的头版头条上，加粗的黑体字大标题经常是“×× PLUNGE”。这个××可能是股指，是油价，是本季的零售额，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PLUNGE这个英文词挺难翻，又特别妙，本意是跳水，引申义是猛跌，这个PLUNGE一出来，眼前仿佛看见前面那个不幸的××一头撞下十米高台，一个猛子扎入深渊，万劫不复，十分形象。

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工作者”，未来的新闻系学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即便《纽约时报》如此花大力气起惊悚标题，吓死人不偿命地吸引各方眼球，它也难逃这艰难时世的压力。最新的新闻是，《纽约时报》正在威胁它那坚守薪资福利不让步的报社工会，说它会关闭旗下的百年老报《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 Globe)，以缓解自己的运营问题。在这个国家中西部广阔无垠的玉米地里，一幢十九世纪建成的教学楼上，一位曾经三次荣获“普利策”奖提名的新闻系教授对我说：“你看，问题是，我们正在无可否认地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

乐观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经济危机是资本流动的周期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并且应该被坦然接受的大概率事件──天有风云变幻，人有祸福相依，经济一定有兴衰，危机一定会过去。消费者不可能不花钱，高科技不可能不发展，这家公司倒闭了，自然又有别家在原地雄心勃勃地崛起。但是，悲观说来，就算这个世界终有一天将自行转回轨道，这个“一天”离我们有多远？一个人的生命里能有几个三年、五年？在这三、五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人会因为时世艰难犯下不可逆转的错误？多少人会买进错误的股票，购入错误的房子，选择错误的职业，嫁给错误的人？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有个人人会背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结尾却远远没有那么妇孺皆知──甲同学死去了，乙同学和丙小姐鸡零狗碎地过了下去。

或许人生，不外如此。

很久以前，我是个愿意相信别人的人。

那是20岁出头的年纪吧，在一家报社实习。彼时我去采访，总是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他人。我相信美艳小明星的清白不过因为她双目含泪、掷地有声地说了句：“我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赚来的";我相信某某公司副总“辞职”开咖啡馆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圆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个梦”；我相信海外游子学成回国，“放弃”了“豪宅绿卡高薪工作”，是因为大家都有“一颗中国心”；我相信我学了七年的这个学科里，大部分老师是真心喜欢它才愿意把一辈子的时间花在上面的。

当然我错了。

媒介自然是不可相信的。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因为世界崎岖，而是大部分人在故意设置障碍──掩饰自己靠私生活上位，掩饰自己的事业不如意，掩饰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屡战屡败，掩饰自己的无知、愚蠢、混混噩噩。日子过得越久，视野越广，了解的真相越多，我越不敢轻易下结论。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清白的艳星、急流勇退的生活家、拳拳之心的海归精英、或者以阅读为生命的文科教授吗？如果有，有几个？CYNICAL和CRITICAL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

在异乡，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时间的灰烬堆积起来的。

一整个二月，我在等今年申请学校的结果。项目小，竞争者多是美国人，差一点的学校又不愿意去，心里完全没有底。这时候，BON在找教职，每个礼拜要有一半时间飞去不同的学校面试。很多时候，上下两层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起床是一个人，入睡是一个人。小镇还没从雨季里走出来，常常瞬息之间就会风雨大作，我时常要光着脚、蓬头垢面地跑到阳台上把我的宝贝茶花从冰雹中抢救回来。连绵的阴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窝在客厅的圈椅上，看小说。这样的二十来天，我读完了手头所有的毛姆。

毛姆在七十岁那年才出版《The Razor's Edge》，所以这本书里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夕阳般的迟暮。新世界雄心勃勃的崛起，1929年的大萧条，曾经是世界中心的老巴黎，浮光掠影的上流社会……这一切，都是过去式了。时代的大潮里，被浪费的生命比比皆是，到处是沧海桑田的喟叹。小说几近末尾的地方，毛姆用一整段写他怎么陪伴濒死的老友Elliott Templeton度过其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I lit a shaded lamp and read till my eyes ached and then, turning it off, I sat in darkness. The night was warm and the windows wide open. At regular intervals the flash of the lighthouse swept the room with a passing glimmer. The moon, which when full would look upon the vacuous, noisy gaiety of Edna Novemali's fancy-dress party, set, and in the sky, a deep, deep blue, the countless stars shone with their terrifying brilliance. ”

那个时候，如果我把灯关掉，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应该也能看到海边的灯塔遥遥打过来的亮光吧。还有那可怕的无边的寂静，永恒闪耀的冰冷的星光，同样“silly, useless, and trivial"的人生。

十天之后，我拿到了第一所学校的admission。

《Of Human Bondage》里，冷冰冰的牧师舅舅问Philip是否觉得在巴黎学画的两年是一种浪费时，Philip说，完全不，他学到了很多：

"I learned to look at hands, which I'd never looked at before. And instead of just looking at houses and trees I learned to look at houses and trees against the sky. And I learned also that shadows are not black but colored. "

而我，在小镇的暴雨过后，看见山那边的森林上头横跨过一条异常清晰的彩虹时，也是这样的心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秋天，我们就要搬离这座依山傍海的小镇，奔赴新的目的地了。我会永远记得，我的一整个26岁，都是在海边的杉树林里度过的──这里四季如春，空气里都是花粉的味道，白尾鹿一家常出来散步，蜂鸟和海鸥和平共处，晴朗的日子里，蓝色的海面像绸缎一样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

嗯，春节假期跟很多人聊天，慢慢就觉得，自己2008这一年过得太奢侈了──如果说浪掷光阴也能算是一种奢侈的话。这一年里，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够比较自如地阅读英文小说，能够离开字幕看英文电影和纪录片，能够听懂瑞士籍的老头在课堂上讲的90%，包括福柯是怎么帮他改论文的八卦，学会亲手培育一株脆弱的茶花，怎样恰如其分地喂饱两个人的肚子，还有夜夜看银河穿过苍穹，落日沉入大海。

当然，总有那么些人会为我们这些懒汉写下“辩解”的话，比如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信：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那么，容我这个毛姆小说里所说的“LOAF”暂且“如释重负”一下吧。

稍安勿躁，小心火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