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腳虎與黑旋風

彼得是我认识的大学教授里，英文最差的一个。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五十五岁那年晋升了南方著名理工学院的“杰出教授” 职位（Distinguished Professor）。四十岁才拖家带口从莫斯科的国家实验室里移居北美，作为受母语影响至深的俄国移民，彼得说英文时总像嘴里含着个核桃。跟他交谈让我想起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同受大龄移民的语言隔岸之苦，普宁总在讲课时为英文词加上俄语后缀，把台下的学生弄得一头雾水。我想，彼得在课堂上，估计也会一样窘困吧。

当然，作为理科教授，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之后，彼得已经不用花那么多精力在教室里了。他如今的重心，在他刚刚成年的一子一女上。说起来，彼得的家庭，几乎可以作为所有“美国梦”的样板写进美国移民的教科书──二十年里，他事业有成，在美国大学体系里站稳了脚跟，自己名下开了家高科技公司，房车都算中产以上的水准，太太在同一所大学里谋一份闲职，女儿上的是哈佛，儿子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可是彼得说，他想念故乡的冬天了，想念莫斯科河上的冰，洋葱顶教堂上的雪，屋子里烧得旺旺的暖气，喝一口能从头暖到脚的伏特加。在美国南方，雪是稀罕物。

彼得的家里，挂满了他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油画。壁炉上方的那一幅，很小，很不起眼。第一次去他家做客，见我在看这幅小画，他指着画里的一幢老房子对我说，这就是他从前在莫斯科工作过的地方。现在的这幢大厦，可能早已改名或重建了吧。九十年代的前苏联，沧海桑田，连他的故乡格鲁吉亚，也早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十年前，彼得千里迢迢从莫斯科奔赴美国，行李精简又精简，却仍然保留了这幅画。傲慢的美国记者在他的访谈里写道：“美国实现了他的梦”。彼得耸耸肩：“他们美国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纳博科夫在《普宁》里说，语言，是所有俄裔大龄移民都要面对的问题。可对移民来说，又何止语言一道关卡？彼得在激动时，会不自觉地用上俄文，要女儿代为翻译──马上，这个如木头般黯淡、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俄国佬，立刻打上了强光，变得神采奕奕，滔滔不绝──搁浅在异国沙滩上的鲸鱼，瞬时回归大海了。

作为美国人民的喉舌，《纽约日报》（The New York Times）经常不怕散布恐慌情绪、勇于揭露社会阴暗面地频频直击华尔街的腐败、房地产市场的颓丧、三大车厂的亏损。它的头版头条上，加粗的黑体字大标题经常是“×× PLUNGE”。这个××可能是股指，是油价，是本季的零售额，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PLUNGE这个英文词挺难翻，又特别妙，本意是跳水，引申义是猛跌，这个PLUNGE一出来，眼前仿佛看见前面那个不幸的××一头撞下十米高台，一个猛子扎入深渊，万劫不复，十分形象。

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工作者”，未来的新闻系学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即便《纽约时报》如此花大力气起惊悚标题，吓死人不偿命地吸引各方眼球，它也难逃这艰难时世的压力。最新的新闻是，《纽约时报》正在威胁它那坚守薪资福利不让步的报社工会，说它会关闭旗下的百年老报《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 Globe)，以缓解自己的运营问题。在这个国家中西部广阔无垠的玉米地里，一幢十九世纪建成的教学楼上，一位曾经三次荣获“普利策”奖提名的新闻系教授对我说：“你看，问题是，我们正在无可否认地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

乐观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经济危机是资本流动的周期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并且应该被坦然接受的大概率事件──天有风云变幻，人有祸福相依，经济一定有兴衰，危机一定会过去。消费者不可能不花钱，高科技不可能不发展，这家公司倒闭了，自然又有别家在原地雄心勃勃地崛起。但是，悲观说来，就算这个世界终有一天将自行转回轨道，这个“一天”离我们有多远？一个人的生命里能有几个三年、五年？在这三、五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人会因为时世艰难犯下不可逆转的错误？多少人会买进错误的股票，购入错误的房子，选择错误的职业，嫁给错误的人？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有个人人会背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结尾却远远没有那么妇孺皆知──甲同学死去了，乙同学和丙小姐鸡零狗碎地过了下去。

或许人生，不外如此。

对于一个货真价实的上海小姐来说，今冬刮起的俄罗斯风、维多利亚风、60年代风、家庭女教师风以及满坑满谷的刺绣、蕾丝、军装、前高后高的高跟鞋，几乎没有一样是值得追捧的。时尚达人或许真的会戴着高傲冷艳的俄罗斯貂皮帽齐刷刷走上淮海中路，上海小姐则会照样穿着她暖色调的开司米大衣，在茶水间里翻开重如哑铃的《VOGUE》，说上一句，帮帮忙噢。

在上海，对于时尚的追捧始终都是折衷主义的。上海小姐们或许能够领略Patick Robinso的结构和Preen的褶皱，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会在进出恒隆时费尽心思倾其所有。她们懂得拿着时尚杂志的大衣式样去董家渡，也明白给自己的杂牌外套配一条爱马仕的经典丝巾。说到底，有哪个男人会对一个头上别着朵艳丽大花、画着烟熏妆的奇怪妖精感兴趣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如此而已。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向来以现实精明著称的上海小姐来说，嫁个有钱人反倒是绝对的香港式理想。一个勤劳致富的IT精英或许比一个买卖钻石的超级富豪更符合上海小姐的口味。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小姐的爱情故事：做SALES的艾米是典型的上海美女，家世清白，为人小心，从不行差踏错。被她拒绝过的男士几乎可以编一本黄金王老五特辑，其中包括一名刚从绯闻中脱身的香港导演，曾经某任中国首富的胞弟，离异有子的著名音乐人，最后，艾米千挑万选，下嫁的是她的高中同学：一名刚从英国学成回来的年轻建筑师。

当然，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小建筑师都无法和艾米的前任追求者匹敌。他可能没有七位数的存款，买不起滨江豪宅，拿不出Tiffany的钻石，可是他一样没有绯闻没有前妻没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前缘往事。或许，更深一层里，这并不只是爱情经济学的权衡利弊。就像在淮海路的小弄堂里长大的上海小姐懂得什么叫做恰如其分，在她们的冬季必购单品里，一件百分之百、御寒保暖的素色羊绒开衫要比缀满蕾丝、处处漏风的花哨短外套重要得多。

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几十年前，那位经常在常德公寓的阳台上坐看夕阳的上海小姐张爱玲这样说。她在乱世烟云里心有不甘地背离了自己的城市传统，却留下了这样一句属于她们的折衷主义。

跟一个美国人讨论中国文化是件很令人头疼的事，即使她是ABC。我的女友格蕾丝·王就是这样一个热衷于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黑头发黑眼睛，有个不常用的中文名字，有一对货真价实的上海人父母，偶尔会洋洋得意地蹦出几个言不达意的中文词──其实她看不懂中文字，西班牙文说得甚至比中文流利。

这不是她的错──用她的话来说，几乎所有的ABC在童年时代都渴望被当成美国人，一有机会，就拼命洗刷自己来自China town的气息，并以自己父母的英文里带有口音为耻；可长大了，大部分ABC又渴望被周围平凡的美国人看成是"与众不同"的中国人，而不是简单的亚裔──被当成是中国人，"It's so fashionable"，在美国获得成功的另一位ABC女作家谭恩美在她的书里这么说，"but，it's too late."

格蕾丝并不觉得这太迟了。比起大部分ABC，她的中国根扎得比较深。她庞大的家族至今还有三分之一散落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在香港经营著名舞蹈学校的姑母，一个闺蜜是货真价实的北京人，她甚至在考进伯克利的那年去过上海──"上海是个大城市，很多很多人"，格蕾丝用不流利的中文这样跟我形容。可上海对她来说太大了──出生在小镇圣何塞的她习惯的是美西海岸的好天气和乡野风情，文能养花除草，武能上树掏鸟蛋。她甚至吃不惯她爸烧的红烧蹄膀──"我其实很少吃肉，太油"，她说，"凯撒沙拉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中国人的外表下，格蕾丝有一个美国人的胃。

后来有一次我跟格蕾丝一起去参加他们系的毕业派对，有位中国博士妈妈带上了自己美国出生的小女儿。女儿四五岁，穿着中国式的丝光红棉袄，扎两个中国式的羊角辫，是个漂亮的中国娃娃。可在场的同龄美国小朋友，三个白人男孩和两个白人女孩，几乎是本能地，自顾自地追打玩闹，并不跟她玩。中国娃娃摇摇摆摆地追在小朋友后面，咿咿呀呀地说两句夹着中文的英文──她还太小，不懂什么叫人种，什么叫民族，什么叫身份，什么叫认同。

格蕾丝·王笑笑说，这就是典型的小格蕾丝。

对我来说，所谓的社交技巧就是：装傻，自嘲，讲有颜色的笑话，以及用恶毒的话挖苦别人。当然，你可以想象，我妈对此完全嗤之以鼻。她的社交体系由三大板块组成：讲亲热但是没有意义的话，对打乱你生活的不速之客表示惊喜，以及记得把单位里发的板鸭送给那些不太熟悉但必须保持联络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想象，我对这些也是嗤之以鼻的。

后来，我发现，所谓八零年代的这群人，大多是不屑上一辈的那些婆妈社交的，他们的社交体系简洁明快。比如，他们相信朋友就是朋友，不需要没事打个电话积累感情，以便必要时能派上用场；比如，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圈子不需要层层划分成什么好朋友、普通朋友，只能分成自己人和变态两种。对他们来说，上一辈的人像是无锡大阿福，社交技巧已经和生活方式一起锻造成型；而这一代则是俄罗斯套娃，内心和表情完全分开。比如，如果有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女郎，笑咪咪地对你说，哎呀，好久不见呀，今天天气真好呀，你的衣服穿得真得体呀……那么其实她就是在说：拜托，我们根本不熟你不要坐得离我那么近；天气是好可惜遇到你就日月无光；还有，你穿的那叫什么呀，混到人堆里根本看不见，跟你大脑一样没个性！真可怕！

如果你要测试一下自己属于哪种社交系统，只需要面对一道考题：别人的痛苦。无论是感情波折，事业受挫，家庭变故，安慰他人永远是“八零年代社交系”的死穴。如果一位八零年代的女郎失恋，那么无论她或是她的女友，谁都不会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失恋症候群，抽烟喝酒烧情书那是琼瑶连续剧。倘若谁在此时说出一番既得体又熟络够通情达理兼幽默的安慰之词，不仅得不到社交记分，估计还会被看作有代沟──毕竟，在这一代人眼中，痛苦是最深层的隐私，生命苦短，再好的朋友也不出租耳朵倾听不快乐的事，所以，有心理医生。

可作为一名“八零年代社交系”的坚决拥护者，我有一天却被我妈那种看上去婆婆妈妈的社交所感动了。那是她的一个年轻时代的女友，从未结过婚，却患了乳癌。术后的那些在家调养的夜晚，我妈和她的朋友们轮流打电话给她，陪她聊天──在我看来，讲的全是信息量极低的废话，纯粹浪费时间，不如给她买套《老友记》或是教她上网打麻将。可日复一日，我却被这样的电话感动了。因为我知道换成八零年代的我们，肯定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愿倾听别人的悲伤，也不愿倾诉自己的悲伤，我们把自己封闭在红色的俄罗斯套娃里，就算里面下一百天的雨，外面仍旧鲜艳明亮。